「氣死安東尼奧尼,紅旗五湖四海飄。」安老大抵也沒想到,自己這部長逾三小時的紀錄片《中國》(Chung Kuo, Cina,1972),竟會引起這個主動邀約拍攝的國家如此反彈,不單出版了二百多頁的《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猛烈抨擊,連沒看過影片(但也許不自覺攝進了影片)的孩童都在傳唱上述紅色民謠。相隔四十年,再沒有人認為安老反華了,但現在我們回看這位意大利電影大師的《中國》,到底可看出甚麼來?
197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原本由中華民國政府擁有的聯合國代表權,同年尼克遜與田中角榮先後訪華,這個尚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亟欲以不同方式求與西方交流,求取認同,乒乓以外,在電影方面即興起了為國家拍攝紀錄片的念頭。當時已憑「疏離三部曲」榮登電影大師的安老,即成邀請目標。
中共政府邀請安老拍攝紀錄片之初,雙方都盛意拳拳,周恩來將自己的敞篷車借出當攝影車,安老的拍攝計劃也非同泛泛,他希望在中國至少以半年到處考察,地之南北、人之生死,都在創作藍圖中,結果自是事與願違——整個拍攝歷程只有二十二天,路線是指定的,攝錄甚麼也要得到中方同意。自天安門廣場到蘇州水鄉,從萬里長城往上海城鎮,中方帶安老走遍各處工廠、碼頭、醫院、學校、鄉村和馬路,自是想他宣揚毛氏的革命成果,壯麗景色是次要,重要的是展示自以為欣欣向榮、工業興盛、文明進步的一面,齊讚「人民公社好」。
安老當然是做足功課才來的,在他後來回憶與反思《中國》的兩篇文章中,就多次引用了魯迅和毛澤東的文字,但他並不像高達(Jean-Luc Godard)的《中國女》(La Chinoise,1967)般,對文革有所憧憬(或預言其失敗),中方諸多限制自然令他大感失望,然而他對激進的政治理想或其批判也興致缺缺,自始至終只關注三點︰人(Man)、影像(Image)與視覺真實(Visual Reality)的關係。
耍太極的手、切菜做飯的手、個人的手、集體的手,安老喜愛拍「手」,一如他在《情隔萬重山》(L'Eclisse,1962)那著名的開首呈現的。
當然,中方自是覺得這是反革命,明明有更多集體勞動的輝煌不拍,卻走去拍殘弱的個體,居心叵測。剛去世的艾柯(Umberto Eco)就說安老這位反法西斯在中方眼中竟成了法西斯,正因中西各有難以調和的視角︰同一個符號,西方眼中也許是樸素可取的,中方卻認為是老舊應棄。那到底甚麼才是「真」?安老事後撰文 Is It Still Possible to Film a Documentary?,就提出他不相信紀錄片沒有預先排演的片段,便能更貼近真實。《中國》紀錄了大量人民的私人、日常生活,但也不避集體演示的影像︰那些在學校大唱紅歌的孩童,提起鋤頭列陣如操兵般下田的青年,背後無疑都有人作「場面調度」,這固然是中方希望觀眾見到的中國形象,可是那也是當時中國人集體(無論心底是否相信)身處的現實︰“It is propaganda, but it is not a lie"——正如在蘇州時安老想拍攝婚禮場面,但附近並無待婚情侶,即使他強調只是想找人裝個樣子以紀錄儀式本身,翻譯仍表示要人假裝行禮是不合宜的,結果也不成事。安老認為對方也許愚魯,但也反映了某種真假的判斷;那些集體演示縱非由衷而發,畢竟是當時中國人眼中合宜的現實(安老未必知曉文革血淋淋的高壓),至於觀眾看後有甚麼感受,倒非自己能預料了。
安老在拍攝萬里長城時,引用了流佈已久、眾人皆知的傳言︰「據稱自月球回望,萬里長城是地球上唯一可看見的人造遺蹟。」可是他隨即補充︰「但太空人從來沒這樣說過。」也許這就是欣賞《中國》的最佳角度︰身在此山中,萬里紅迷目,離遠靜冷望,可愛唯稚童。“I still believe, after so many years of cinema, that images have meaning ",相信影像自己會說話,避免強加己見,這份冷靜的胸襟,在當今非黑即白的世界,實在尤為難得,如無《中國》,誰又來紀錄火紅年代的另外一面呢?
原文乃「M+放映」x 立場新聞合作系列文章,此處稍作增潤。獲邀撰文,甚感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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