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蕙芸〈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拒絕說謊才能使人自由 專訪布拉格之春發起人捷克作家克里瑪〉︰「克里瑪(Ivan Klíma)坦言,『自由』是他一生的主題。……藝術家是否有責任關心政治?克里瑪說,這是個人選擇,但生於極權國度有更大迫切性:『在不自由的社會裏,牽連上政治是不可避免,作家需要爭取表達自由,否則難以創作』。……我追問,若世界上沒有『真理』,那『民主和自由』算是『好』的制度嗎?克里瑪小心修正我:『民主只是一堆壞制度裏比較像樣的;至於自由,你必須為它作出定義和一些限制,我才敢說自由基本上是好東西。』……『捷克很小,當時面對蘇聯的 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們這個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沒有放棄過抗爭;香港作為中國裏仍然「自由的地方」,處境一定很困難,它的面積這麼小,中國卻是強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夠頂住。你們必須記住要捍衛自由,因為即使你這麼小,也可倒過來影響比你大的鄰舍。』」(2016-01-10)
饒宗頤論漢地「語、文分離」的現象,或可資最近又再炒起的教學語言爭論之談助。詳參饒宗頤著︰《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頁 183。
何萬貫〈簡體字根本不用教〉︰「其實,大部分繁體字和簡體字的字形是相同或相近的,在學習繁體字的同時,到底有沒有專門學習簡體字的必要?例如「我們(们)還(还)是去香港旅行吧。」在此句子中,除了有字形相近的字外,大部分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字形都相同。至於那個『还』字,雖然它繁體跟簡體的字形不相近,但同學可根據上文下理推斷其字義,幫助理解句意。換言之,同學在掌握繁體字後,如需要閱讀簡體字文章,也應可應付裕如。而事實上,香港不少中學生都會在網上閱讀簡體字文章。他們從內地網站蒐集參考資料時,看的也是簡體字,他們都沒有出現閱讀上的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師何需專門去『教』?」(2016-02-06)
隨意謾罵,沒有意思,與《環球時報》的評論無甚分別,戒之。
陳文威〈《圖書館戰爭》看李波被擄〉︰「可恨的是,香港並無體制賦予人民武裝權,社會亦未見有反抗政權而使用武力,『自衛隊』甚麼的似乎遙遙無期。有關李波事件,相信要喚起市民的廣泛亦需一段努力;港人除遊行到中聯辦抗議、Facebook 狂出 post 外,亦難有甚麼具體行動,亦未見有人籌劃或部署營救行動,最大原因不外乎事件詳情全不清晰,不知李波等人身在何處,亦未知涉及多少政府機關。因此,其實一切形式的行動,都相當重要,如《字花》就聯同出版及文化界人士發起聲明及聯署,聲援李波,並譴責有關做法。當然『有無用』是衡量事情的其中標準,但以此為唯一,就未免給限制予自我,甚至受無力感過度侵佔,以犬儒鬧人無用到完場。公民黨譚文豪發起『一人一書籤』聲援銅鑼灣書店,就被鬧為白癡。當然,有關行動一定無法直接拯救李波,但在未形成廣泛聲音前,發起非『勇武』的聲援是不可被接受的話,豈非做又白癡,唔做又港豬?但同時罵人者又未有發起具體援救行動,那罵人除顯得自己『矜貴』,又有何作用?那 Facebook 出 post 其實又跟『一人一書籤』有何分別?」(2016-01-06)
李怡〈在趨炎附勢時代的抗爭〉︰「中共打手梁特,和與他配合同樣自以為是、好鬥成性的李國章,幾乎所有在面臨大學墮落卻為了保護飯碗而默不作聲的教授講師們,還有覺得事不關己或只想維持自己的安樂窩的市民,共同把大學和社會推向趨炎附勢,把香港推向失敗。只剩下年輕一代在抗爭。他們本來也不需要抗爭的,不是已經畢業或者過兩年也畢業了嗎?但是,他們以微薄的力量,抗拒着大學沉淪,也就是抗拒香港走向失敗。作為成年人,若置身事外,難道不覺得羞愧嗎?」(2016-01-30)
鍾劍華〈誰為「暴亂」下定義? 誰為「暴亂」埋種子?〉︰年初一晚深夜至初二清晨發生在旺角的事件,從眼見的影像看來,無疑是有齊了一般意義上對「暴亂」一詞作定義的大部分元素了。不過,作為研究社會的人,也不得不站出來作個呼籲:千萬不要輕易墮入當權者為「暴亂」作定義這圈套。就算當這是某種越了界的暴力事件,即官方定義的「暴亂」,也不會是無緣無故地出現的孤立事件。事實上,沒有任何暴亂事件是會無緣無故出現的。或許在特定的情况下,個別人的鼓動或預謀可以挑起一時的躁動。但大除夕夜在屯門良景邨的事件延伸至初一晚,更燃燒至旺角的暴力衝突則顯然不是偶然。追本溯源,年初一晚的事,早在雨傘運動之前已經埋下了種子。到了雨傘運動,是一次階段性的對決。那個時候,大部分香港人,甚至佔領行動的發起人及參與者,都相信和平理性非暴力。筆者親眼見過,有示威者被警察打完之後,只是攤開兩手無耐地說:「我是非暴力的,為何要以暴力待我?」但就算如此,當權者就是不當你們是一回事。作為權力機器一部分的警察,有個別更明目張膽行使公權力賦予他們的暴力特權,當權者也似乎是得到黑勢力的支持與輔助。那時,只見警察及一些背境不明的人把示威者打得落花流水頭破血流,有些人對執法暴力的回應甚至根本算不上是武力抵抗,但最終還是一起又一起的被屈被控被帶上法庭。而以公權力濫用的暴力,例如「暗角打鑊」及「朱警司警棍亂掃途人」事件,卻是一拖再拖甚或不了了之。
好了,當權者好像是大勝而回了,但不信任、仇恨,甚至暴亂的種子只能繼續發芽。梁振英政府不但沒有作出反省與調整,反而是更加肆無忌憚明目張膽地作更多違反市民意願的事,不斷挑戰市民容忍的底線。……最後只能以沉痛的心情說出一個自己也不敢存盼望的盼望:願社會各界克制自持,一切以自身與他人的安危設想;更願秉持權柄的能反躬自省,以香港社會及港人的福祉為念。(2016-02-11)
劉進圖〈別讓仇恨佔領港大〉︰「執迷鬥爭的當權者應該看到,過去兩年的鬥爭路線已經在中港關係的泥土上,播下了仇恨的種子,特首和校委們可以倚靠警察保護;千千萬萬的內地旅客、內地學生、內地來港公幹人士,他們卻隨時要承受無理的屈辱與歧視。當這些事情通過媒體報道廣傳內地,倒過來又會令千千萬萬在內地生活或旅遊的香港人,隨時承擔報復與打擊。這是北京領導人想看到的結果嗎?熱中抗爭的大學同學也應該看到,擇善固執是對的,不妥協、不放棄、不認命、不沉默,統統都是對的,請堅持下去;但請不要為仇恨開門,不要讓仇恨佔領校園,不要讓仇恨進駐心靈。不為別的,只是為了讓你們繼續享有活在愛中的自由。」(2016-02-06)
【破土】翻譯自哈威訪談,孫大剩譯〈大衛.哈威:左派再不思考自己的理論與戰術就晚了!〉︰「我們要注意,總會存在某種等級制,且我們總要面對相問責制或追索權這樣的問題。從全世界的立場來處理全球變暖的人與從漢諾威和其他什麼地方的立場來處理同樣問題的人之間,會存在著犬牙交錯的關係,肯定有人要說,『憑什麼我們要聽他們的?』……但無論如何總會存在權威結構的——永遠都會存在。在我參加的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會議中,沒有一個是不存在秘密的權威結構的。總是存在一切組織都扁平化的幻想,但我坐在那裡,邊看邊想:『天哪,這裡有一整套的權威結構——只不過是隱而不彰的。』……這也回到了鞏固權力的問題:你得想方設法,如果你手中不掌握權力,資產階級和大公司資本主義就會奪回權力。……必須得有反資本主義的議程,這樣當革命團體與人們合作時,人人都會明白,這不僅是幫他們處理問題,而且也是有組織的去完全改造體制的政治行動。這意味著要確立一個明確的政治籌畫,不能只是一些去中心化的,非同質化的運動,有些人這樣行動,其他人那樣行動,而沒有一個集體的或者共同的籌畫。」(2016-01-29)
鏟經烚論 〈從周保松、羅永生到波蘭尼的「反向運動」〉︰「範式轉移不一定帶來絕對好處,當新力量出現,不等於能聚合真力,卻可能破壞公民社會的基礎,因此這種意識醒覺『需要提升,要有質的深化』。對近年爆出的民粹現象,羅永生一直鑑而辨之,『你要經歷考驗,行動好緊要。行動,大家一目了然。有些純粹得個講字,在不能平復情緒的情况下需要一個渠道去發洩。那些東西的性質如此,在大時代顯露無遺,陽光一照,就會退』。……從本土左翼出發的社會平等藍圖,最終卻被右翼民粹主義的洪流所淹沒,香港主體性的重塑被排外意識所掩蓋;反向運動致力促進社會自我保護,最終卻衍生出消極負面的力量。而這種歴史的弔詭和宿命,正是波蘭尼所提出的雙向運動的要旨:當鐘擺盪向了一個極端,它難免亦會大力地反彈往另一端;放任自由主義(廣義上包含羅永生筆下的掠奪殖民主義)所帶來的破壞,甚至對社會反抗力量造成了扭曲,反向運動反而形成更巨大的的破壞。……羅永生還是語重深長地告誡我們:『有些東西你覺得很關鍵,想改變它,若能改變就覺得世界進步了,但如果你只是把他當作一個短期之內要完成的事,完成不了,就非常挫敗,以至於覺得這些事其實都不值得做。若然如此,這種狀態其實都是距離剛開始時很無力的狀態不太遠……這也是反映我們的歷史感不夠強。歷史的事,是一代一代人去做。』沒有歷史感,是主體性缺乏的特徵,『凡是說一種集體的主體,歷史是很重要的,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從何處來』這件事要有,沒有了,代與代之間是不接連的,大家像浮萍一樣,不會有太多事可以累積…何以香港做事的方式整天在死胡同中打圈?因為大家都以急事為先,對這些運動、口號、意識形態,沒有很坦誠地留下來,那就沒有歷史評價』,前人不補漏編織,後人亦只能在斷裂破碎間行進,『發生了的事,留低它吧,書寫它吧,討論它吧!這些就是反思』。」(2016-02-04)
享你米拿〈為什麼王晶會看不起我們?因為謝安琪和何韻詩〉︰「為什麼王晶看不起我們?一言蔽之,我們甚至養不起一個謝安琪。謝安琪因為支持雨傘革命被大陸封殺,大家口裡說支持,有掏腰包買她一隻唱片嗎?演唱會?甚至只是一隻在 itunes 的單曲?沒有。又譬如何韻詩 HOCC,很多人鬧她左膠、大台 L,但你知道她付出有多大嗎?我們在 Facebook 罵幾句,沒有多大機會成本;她在大陸的歌迷,超過當時每晚在金鐘加旺角留守的香港人不知幾倍,她一步都沒有退,堅持到今天,她失去了唱片公司支持,要自己親力親為去跑宣傳,幾乎一切主流媒體都絕跡,一聲後悔都沒有。不少人罵她跟謝安琪『佔中拿光環』,她倆罵不還口,仍然奮力為香港人發聲。你說,那個光環值幾錢?為了香港的市場,值得放棄大陸的市場嗎?王晶去年的票房狠狠呼你一巴掌,告訴你,不值得。村上春樹寫道:『他們(年輕人)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權力,而是缺乏想像力。』好吧,村上老師說得非常對。他當時寫這句話,是針對學運中的日本大學生。今天,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又能不能善用我們的想像力?想像一下,我們不再沉迷好聲音我是歌手,轉而用真金白銀支持何韻詩、謝安琪、明哥(深水埗嗰個)、明哥(唱歌嗰個)、《十年》、《蘋果日報》等等等等為了香港服務的人和事,養起他們,讓他們可以不賺人民幣,仍然可以昂首闊步。香港人口,有七百萬;七百萬人的力量,可以很大。」(2016-02-04)
一帶一路十億獎學金,高鐵大橋千億搶住撳,削減病人服務傷盡市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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